陈季冰：从抗震报道看舆论管理的制度创新　

      此次抗震救灾，中国政府所表现出的高效率、强大掌控力和敬业奉献精神，不仅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戴，也令大多数西方媒体和评论者感佩不已。诚如国内主流舆论所指出的，抗震救灾的经历，将成为中华民族前进道路上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在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面前，我们成就了平静时期不可能成就的壮举。这些壮举，一方面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傲立于世的不朽的内在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人性深处向善力量的集中迸发。然而，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不可能是一种常态。因此，所谓“精神财富”，就是要千方百计把上述这种突然迸发的精神力量，转化为一种常态化的、可持续的现实力量。不用说，就是一种制度性力量。

　　历史上，制度性的突破经常仰赖一些特殊的“契机”，这种“契机”既有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也包括一些令人扼腕的灾祸。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支配了前苏联半个世纪、并帮助落后的俄国在短短几十年里成功实现工业化的一整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正是在二战的烽烟炮火中形成并完善起来的。灾难迫使人们不得不舍弃常规行事，灾难也会激发人们无穷的智慧、勇气和创造力。

　　应当说，在当下的抗震救灾行动中，中央、地方、军队、民众、传媒等社会各种力量的互动、协调与整合是极为成功有效的。作为一个传媒人，我想集中谈一下新闻舆论管理的制度创新问题。

　　在我看来，就政府行为这个层次而论，这次抗震救灾中，最值得称道的当数信息的开放透明和对新闻舆论的自由宽松政策，这也是中国政府此次在国际上赢得最多赞许之处。本次地震发生以后，政府对于信息和新闻的传播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不仅允许中央和地方媒体积极投入前方报道，甚至对境外和西方媒体赴灾情现场也报以欢迎的态度，不设任何限制。事实证明，抗震救灾至今的时间里，信息管理的开放、透明，非但没有扰乱人心，反而有力地抑制了谣言和猜疑，稳定了人心，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全国民众的凝聚力和爱国心。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渠道的自由通畅，还使上达中央、下至每个个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正确资讯，为决策提供了可靠保证。不仅如此，社会中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还迅速将当事人、专家和普通群众的智慧呈现给政府部门，帮助救助工作的开展。不说别的，如果没有那么多感人的新闻报道，会有全国、全世界各地那么多踊跃捐赠吗？而国务院作出“设全国哀悼日”、“暂停奥运圣火传递”等决定，不也正是从善如流地听从了广大民众的呼吁吗？

　　在这场危机中，新闻放开不仅没有引起天下大乱，反而极大地配合和支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在许多地方还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而在铺天盖地的报道中，全国的新闻媒体也体现了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制力：正面鼓劲，几乎没有出现任何能够引发负面效应的不负责任的报道。在宽松的舆论氛围中，媒体的责任感和成就在整体上提升了一个台阶。

　　随着抗震救灾的逐渐推进，特别是进入灾后重建阶段以后，媒体也一定会将注意力逐步转移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上。如何应对和接受质疑，如果改变对信息传播的单纯性“管制”思维，将见证管理者的制度创新意识和能力。同时，在突发事件面前，媒体将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如何以更为专业和有效的传播方式引导舆论，也将是传媒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新京报：灾后重建是展示国家福利的良机

　　据民政部报告，截至26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5080人遇难，360058人受伤，失踪23150人。紧急转移安置1438.2414万人，累计受灾人数4550.9241万人。25日下午青川县发生的6.4级余震，共造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4省(市)8人死亡，927人受伤。(昨日新华社电)这次地震灾害倒塌和损毁的房屋达到1500万间。

　　由此可知汶川地震破坏力之大。但同为中心灾区，有些城镇受损惨烈，有些相对较轻；同为建筑大楼，有的顷刻间土崩瓦解，造成重大伤亡，有的却屹立不倒，为其中的人们争取到宝贵的逃生时间。有些项目、厂矿建设在早已查明的断裂带等危险地形上，却迟迟下不了搬迁的决心，有的已规划搬迁却进度缓慢……

　　地震固然很难预报，但通过缜密的地质勘探、合理的建设规划、严格按章办事的建设与监理，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或减少灾难来临时的人员、物质和财产损失。因此，痛定思痛，在灾区重建时尽可能汲取既往得失，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就显得特别重要。

　　此次重建不同于一般的城镇改造或地块开发，而是重塑顷刻间消失的家园，高度重视灾民感受和社会影响，做到照顾重点与兼顾公平相结合，妥善安排好每家每户、每个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就成为必须。毕竟，灾后重建的实质，是还那些失去家园的不幸者一个新家。所以，灾后重建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其特点就是政府性、福利性，尽可能避免或淡化灾后重建被染上过多的商业色彩、开发色彩。

　　在这方面，国外有可资借鉴的经验。

　　1995年“1·17”阪神大地震发生后，日本地方政府首先制定了当务之急的灾民住房、产业、公路、铁路、港湾等基础建设的重建计划———“紧急复兴3年计划”，分别设立专门的“震灾复兴本部”、“生活再建本部”对口负责灾后重建，自临时住宅兴建，至灾区全面恢复，都按照所在的兵库县政府统一制定的“兵库不死鸟计划”有条不紊实施，整个重建耗费10年时间，耗资近10万亿日元，这些资金全部来自政府各有关部门。

　　2003年阿尔及利亚“5·21”大地震一周后，政府紧急通过了总额为18亿美元的灾后重建计划。根据计划，政府在两年内为灾民建设两万套住房，修复和加固仍可居住的住房，并重建在地震中被破坏的各种基础设施。为确保灾后重建计划的经费能切实落实、专款专用，议会又在6月5日召开特别会议，表决同意在当年下半年增加支出12.5亿美元。阿政府还在第一时间宣布，给每个遇难者家庭补偿7000美元和一套住房。由于地震造成惨痛损失，当地灾民曾出现不满，但在政府稳妥、迅速的灾后重建安排逐步落实后，社会很快恢复了安定。

　　此次汶川地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竭尽全力抗震救灾，民众捐款创历史纪录。民心可鼓，民意难得，有关方面在筹划、实施灾后重建过程中，更应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高度注重这项工作的政府性、福利性，尽快让灾民在新的家园中，开始新的生活。

      横水：成熟公民要敢于直面不完美的社会

　　温家宝在汶川地震震中映秀镇会见近百名中外记者。其间，总理提到“如果说前一阶段任务重大、紧迫，那么这段就是繁重、艰巨，而且时间会很长，许多矛盾、问题会暴露。时间久了，群众的情绪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作为记者的要给予理解、同情，同时给政府时间。”

　　抗震救灾进入新阶段，不只是从“救人”到“重建”的任务变化，而是一个更复杂的转型问题，社会心理、公众情绪、媒介议题都将发生很大变化。我想，这个阶段除了对政府的考验，还有另一重考验，就是对中国初步显示的公民社会以及抗震中萌生出的公民精神的考验。

　　抗震救灾的第一阶段，救人成了第一等大事，其他事情都可以忽略。在生命的拯救与被救过程中，一面是灾难的残忍与暴虐，一面却是灾难催生出的美好与温暖的世界。也正是在这危情时刻，把我们这个社会的公民精神激发出来。普通民众和民间组织这次对救灾的积极参与，真正实践了公民的责任精神。许多平日里富裕悠闲的中产阶层，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模式，作为志愿者第一时间赶到灾区抗震救灾。曾被贴上叛逆、自我和冷漠标签的80后、90后，在灾难袭来的时候也以关切的姿态成为抗震中的重要角色。

　　外国分析家说；“这可能是历史性时刻，初步显示这个帝王统治数千年的国家出现了广泛的公民社会。”但我想说，初步显示的公民精神还需要考验。而且，这个考验时刻不用等很久就会到来———从“救人”转到“重建”的阶段，初步形成的公民社会马上面临考验。

　　抗震救灾从“救人”转入“重建”，人们逐渐不再被生命的呼唤所焦灼。情感逐渐消退，理性逐渐上升。人们开始反思，媒介也开始关注其他议题。一些不美好的事情出现了———比如，四川某所中学的一位教师在地震发生后率先跑出教室，事后还声称“在生死瞬间，哪怕是我母亲我也不会管”；比如，在人们在踊跃捐助的时候，居然传来奸商高价倒卖帐篷的新闻。

　　从被美好的真情温暖，到面对这些不美好的事情，人们难免会有一个心理落差。但对公民社会而言，这是一个考验，更是一个机遇。一个公民社会，在理性和反思中得到考验并不是一件坏事。毕竟在理性支配下的公民社会，比在情感支配下的公民社会更长久、稳固。

　　成熟而理性的公民要敢于面对不完美的社会。如何看待地震中不美好的事情？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示着是否有成熟而理性的公民———行政的一些弊病，现实的某些丑恶，社会的各种难题，不会因为一场地震而彻底改变。我们既不能把政府的能力“神化”，更不能沉浸在人性的乌托邦里。

　　正确认识地震中各种不美好的社会现象，基于理性而不是基于情感的判断，公民就不会愤世嫉俗，不会以发泄牢骚为快，不会一面对问题就灰心丧气，不关心世事。“多一些理解、同情，同时给政府时间”，是总理对中外记者的期待，也应当是成熟而理性公民的期待。

　　当然，成熟而理性的公民对社会、政府宽容和理解，并不意味着失去批判和质疑精神———对可能发生的腐败，我们要睁大眼睛监督，对社会的丑恶，我们要无情鞭挞，对公众之事，我们要积极建言。

　　一个公民社会正在成长，也随时准备接受考验。作为成熟而理性的公民，要敢于直面各种问题乃至不美好的事情，毕竟我们不能只做“温室里的公民”。宽容、同情、理解而又不失批判和质疑才是真正的公民，一个由这样公民组成的社会，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

来源：阳光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