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记者，一个被冠以“无冕之王”称呼的职业。可是，在全国媒体进行的体制改革中，他们也工始迷茫，开始失落，开始面对各种问题。记者，开始成为消耗青春和健康的职业，光环已渐渐消失。

      这是一个敏于言行、善于思考的精英群体。

      他们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新闻眼、一副勤于行走的飞毛腿、一支敏于描述的生花笔……

      然而，随着博客、播客(视频分享)、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等传播方式的翻新和职业群体的人员激增，记者因所栖身的传统媒体面临挑战而压力倍增——这一职业排在警察之后，成为过劳死的重灾区之一。

      当“防火、防盗、防记者”的标语高悬于社会的“心墙”，作为“王者”，他们头上那顶看不见的冠冕正渐渐褪去它的光华。他们已由享有“优先购票”等优待的特权一族，回归于为工作压力、劳动合同、住房、生存而奔波苦恼的普通劳动者群落。

      一名记者的新闻旅程

      提要：一座远在郊区的房子和一笔尚未清偿的房贷、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已经逝去的做记者的黄金岁月……
作为一个曾经名满全国的记者，盛学友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

      在盛学友的生命里，对记者职业的热爱高于一切，包括深深牵动着他情怀的儿子。

      一如最初为了“用笔记录”中断了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业那般，在被《华西都市报》吸引后，他把儿子留在哈尔滨独自奔赴成都，让一腔歉疚变为永恒的遗憾。

      爱恨哈尔滨

      “我对她，爱恨交织。”2008年1月的最后一天，刚刚从哈尔滨返回京城的盛学友如此概括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感情。

      盛学友的记者生涯，起始于哈尔滨。无论是在哈尔滨，还是在日后10年漂流岁月里，无论走到哪里，一个个熟识的朋友依旧隔着千山万水把新闻线索交给他。

      那座北国城市，是他的新闻生命之“根”。因为“根”的情结，他深情地爱着哈尔滨。

      当年的一段失败婚姻，让一个病残的儿子像一枚苦果“挂”在这座城市的枝头。因为儿子，他深情地爱着哈尔滨。

      1992年3月10日，一个看上去健康可爱的男孩降生在哈尔滨。那时，正落魄地做着自由撰稿人的盛学友为儿子取了一个寄托着无限希望的名字——盛洁。

      盛学友是一位靠“写演员起家”的记录者。最初，他的那双新闻眼一直盯着名人和明星。港台演员周润发、胡慧中、《妈妈再爱我一次》中的小演员……当时红极一时的演员都曾出现在他的笔下。

      儿子出生后不久，他在采访当时在央视主持《综艺大观》的赵忠祥时，后者那句“你应该写写弱势群体”的话，将他的记录航向拨到了另一个轨道。

      不久，一个名叫刘翠花的女孩进入他的视线。

      因为上一个需要缴纳区区几毛钱的自行车牌照的事，女孩被当地派出所关押并受到刑讯，最终精神崩溃。刘翠花的哥哥在含泪为妹妹奔波的上访途中遇到一位正直的法官，好心的法官力邀盛学友去关注。盛学友出身寒微，刘翠花的遭遇令他感同身受。于是，他秉笔出征，在做了详尽调查后，使女孩的遭遇见诸报刊。文章发表后，相关责任人受到追究，刘翠花也获得了一笔高达七八万元的赔偿。

      引发全国铁路路风整顿的“列车员倒票事件”、哈尔滨后母虐待继子致死案、引发“黑龙江经济环境大讨论”的哈尔滨某制药厂“不认领经济指标就地免职”事件……

      盛学友的心，沉浸在“一支笔，力量无限”的快意里，并未深切意识到自己刀锋一般犀利的笔在“护”着一些人的同时，也一直在“伤”着另一些既得利益者。

      就在那场“黑龙江经济环境大讨论”前后，他和一批记者同行被同一条新闻线索吸引到了黑龙江省呼兰县。那里，一场进行了10年的农村改革，被认为改成了一笔糊涂账。同行们一个个走了，盛学友独自留了下来。他不相信，这样一场大改革会没有一个正面典型。

      一个好的典型，被他挖掘到了。不久，一篇题为《同是一方水土，反差如此之大》的报道面世。因这篇报道，他“伤”到后来倒台的哈尔滨市的一位主要领导。

      伴随着一篇篇批评报道的问世，1996年到了。这一年，盛学友供职《东北亚经济报》。他在深入调查一家企业被电业局多收取120万元损耗费后写出的《电老虎两年吞吃120万》一文；反映哈尔滨市某局向企业强索红利不成免掉书记又免董事长的报道相继面世；当着手写作某县检察院成立反贪局面向企业索取钱财的报道时，噩梦降临了——1997年的1月16日，正在医院照顾患病的妻子的盛学友被检察机关的人秘密带走。

      盛学友被捕后，《哈尔滨日报》等媒体对他报道，把他称为正义的化身。有“南拳王”之称的张秉元先生亲自拜托大律师孙少波担当他的辩护人。

      15个月之后的1998年3月，检察机关撤销案件，盛学友被无罪释放。

      洗掉“罪名”回到家的盛学友，一下子惊呆了。自己很小就会唱“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因目击父亲被抓而向抓人的检察官要爸爸的儿子变成了一个因丧失语言能力而不再会叫爸爸的病残儿童。到医院一查，是不明原因的“大脑缺氧脑细胞坏死”所致。

      为此，他对这座城市的某些人和事，愤恨不已。

      远走成都

      1998年11月的一天深夜，睡梦中的盛学友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一个好心人告诉他，《华西都市报》在招聘记者。

      他的心弦，骤然间被拨动。

      他蒙受冤屈一事，曾被这家在业内小有名气的都市报关注。而今，在事业因遭受诬枉而陷入低谷之时，一个能成为其中一员的机缘突降。那一夜，他因激动而无眠。

      一个星期之后，《华西都市报》通知他去上班，而且是他心向往之的特稿部。

      哈尔滨这座城市，在他的心灵之上刻下“监禁”那道伤痕之前，他因行使一名记者的舆论监督职责而“得罪了太多的人”，成都的召唤因而无法抗拒。在做一个称职的父亲还是一名好记者之间做抉择时，他选择了后者。

不久，盛学友吻别病情日趋严重的儿子，如同人海之中的一叶孤舟向遥远的西南漂去。

      因为好打抱不平的“本性难改”，在《华西都市报》这个更大的新闻舞台上，盛学友笔下的文字依旧为弱势群体的命运而流淌。

      一个身患骨癌的女孩，“腿肿得比腰还粗”仍被无良后妈虐待。她的一位贫寒而善良的邻居，为了拯救这个弱小的生命，用一辆平板车载起女孩走上了辛酸无比的乞讨路。

      盛学友用笔更是用心，写下了一篇充满人间冷暖的特别报道。文章发表后，他办公室的电话被打“爆”，短短3天，《华西都市报》读者3万多元的爱心捐款让女孩得以截去病肢。后来，她把一份真爱给了一位在当地修鞋的残疾小伙子，轰轰烈烈做了百日新娘后离开人世。

      四川省通江县的一位学子历尽艰辛考取一所中专，却被他人冒名顶替。盛学友由汽车换渡轮，又翻越两座大山后，实地采访。他的报道刊登后，迟到两年的录取通知书到了那个学子之手心……

      像这位学子和那个骨癌女孩一样，为数不少的弱者的命运因盛学友的报道而改变。与此同时，因为一刻不停地为弱者鼓与呼，他也成了一名名满全国的记者。

      但是每当在为那些因自己而改变命运的孩子庆幸之后，盛学友的内心很快会因儿子盛洁的命运变得落寞。

      到成都后，他收集了许多与儿子疾病有关的报道、买了大量资料寄回哈尔滨，期望着妻子能像许多坚韧的母亲那般，和儿子一起创造一个康复奇迹。然而，妻子却把所有时间用在自己的信仰方面，对儿子的关心远不能达到他的期望。

      不久，他们的婚姻解体。

      又过了一段，病情日渐加重的儿子因无人照料，被迫入住哈尔滨一家养老院。

      漂在京城

      2001年2月，在将所有家当装进一个集装箱托运后，盛学友带着新婚不久的妻子、一个不嫌弃他离过婚且蹲过“监狱”的川妹子来到北京，投奔创办不久的《华夏时报》。

      在他的心目中，站在北京这个政治和文化的制高点上，比在任何一座城市做记者视野都要开阔。

      在租了一个20多平方米的房子安顿下来之后，他又踏上了新的新闻旅程。

      在倾情关注弱者的《华夏时报》，“记还生”的命运因盛学友而改变。

      那是2002年4月的一天，正在哈尔滨采访的盛学友得到一条线索。一名捡破烂的女子，超生后再度怀孕，被要求引产。因引产而降生的女孩竟然活着，她的命运有些微妙。院长要让这个孩子“消失”，医护人员却以一颗颗善良之心守护着这个小生命。后来，盛学友供职的报纸连续4期关注这个孩子的命运，使得孩子回到父母怀抱。为了感谢盛学友等记者的救命之恩，女孩的父母给她取名为“记还生”——“记者还她一条生命”之意。如今，在当地政府及善良人的帮助下，女孩的父亲当上了老板，女孩一家的命运有了根本性的转折。

      2008年1月28日，利用在哈尔滨采访的间歇，盛学友见到了已经6岁的“记还生”。

      此前的一天，盛学友来到儿子盛洁寄居的那家养老院。

      屈指算来，这个不幸的男孩已经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近10个年华。他的那些儿时伙伴正在迎战中考，他却因病情迁延而彻底失去行走和语言能力，世界变得只有一间病房那么狭小。

      孩子用唯一能转动的目光追逐着父亲盛学友，渐渐地，眼角渗出了泪花。

      盛学友本能地掏出相机记录儿子的泪眼时，镜头后自己的眼里早已涌出了泪水。

      这一次的记录，这位名记者的“外衣”下，包藏着一颗父亲悲伤的心。

      两天后，盛学友踏上了返回京城的列车。列车的轰隆声，将他的心撕成两半，一半牵挂着病残的儿子，一半惦记着手头的工作。

      漫长的旅途中，他的脑海里不时浮现出“记还生”的笑脸和儿子的泪眼。两个孩子相差甚远的命运，令他禁不住感慨万千：“在20年新闻生涯中，我帮助过那么多人，唯独没有帮得上自己的儿子。”

      后记：记者的生活

      2002年11月，盛学友应时任《法律服务时报》总编辑的张冠斌之邀，离开《华夏时报》转投这家新媒体，从此，与法制新闻结缘。

      为此，他靠一笔房贷，在京城东部郊区买了一套房子，打定了把“根”扎在这座城市的主意。

      但是，在有了房子之后，他依旧没有找到“根的感觉”。“在该工作的年龄，即使有房子，如果没有工作还是一个‘漂’字。”在他心目中，工作和房子，是家这座天平两端的砝码，缺少任何一个砝码，家的天平都会失衡。
在漂泊京城这7年，他换了5家单位，经历了两场新闻官司，品尝过失业的苦涩滋味。

      2006年，盛学友在不惑之年再次做了父亲。

      2007年8月，41岁的盛学友加盟本刊。

      一座城市里的8个记者

      本文背景：随着靠拨款求生存的机关报刊渐行渐远，随着拥挤在同一座城市的都市报生存战争的升级，供职于都市报的记者压力越来越大，“职业寿命”却越来越短。一种极端的说法是：都市报记者的“职业寿命”平均为3年。

        2008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都市报记者群体同样产生了冲击，也使他们的“职业寿命”问题浮出水面。

      春节前夕，《法律与生活》记者来到一座都市报业比较发达的北方城市采访。走进这里的记者群落时发现，随着2007年度合同的到期，有的记者开始寻找新的岗位；而为数不少的记者选择转行，离开爱着、累过、痛苦过的新闻行业。

      2008，她们告别记者生涯

      我第一个见到的，是一个叫张雪的女孩。这个心直口快的女孩，因为合同到期，没有接到她所在报社的续聘通知。
一见面，发现我被冻得有些发抖，张雪说，“今年东北的冬天有点冷”，然后又补充说：“我心里更冷啊！”

      张雪所在的那家都市报，在2006年改制，成为企业法人。据了解，该报社和员工的大部分劳动合同是从报社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2006年1月开始签订，方式为“一年一签”。

      2007年12月27日，报社通知张雪：“不再续聘，三天内办理离职手续。”张雪说，在离职通知单上签字的滋味刻骨铭心。和张雪在同期合同到期的，还有另外一些记者同事，他们先后在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上签字时，心情和张雪一样落寞。

      离职后的第十天，“下岗女工”张雪和也变为“待业青年”的昔日同事一起喝酒、聊天，聊起了“不曾在意”的过去，“虽然唠叨起来哩嗦，却是那么美好”。张雪说，“人生若只如初见”是一本书名，此时此刻，却是自己“心底的感慨”。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木兰词》中这句话反映出作者对当时世情多变的无奈。有位叫安意如的作者，在2006年8月出版了《人生若只如初见》一书，通过风格独特、感情丰富的笔调，将古典诗词的美丽与哀愁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雪无法掩饰眼睛里的忧伤，“人生若只如初见”这句话，她情不自禁地一连说了好几遍，刚做记者时的那种雄心壮志和美好憧憬，如今对她来说已成浮云，随风飘逝。

      张雪说，她从前一个月挣钱不多，也整夜整夜地写稿子，第二天一早到报社做版，虽然很苦很累，但依然有说有笑，“做特刊时领导和我们一起吃盒饭，但那样的日子真的过去了”。

      在这家报社做记者，是张雪的第一份职业。据介绍，因为她工作努力，入职不久，她被报社“提前转了正”。
离职前，张雪依然采写报道。“我最多时一个月的见报稿超过3万字。”张雪说。

      她承认，这次离职对她来说，生活轨迹“改变了很多”。她以后打算去企业做销售，不再做媒体：“现在我认为，记者仅仅是一个职业，没有了‘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和成就感。”

      2005年3月，大学一毕业就到一家报社工作、一直做新闻热线记者的王笑笑，是一个清纯的女性。2008年2月15日，她愉快地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电话采访。

      “今年5月，我就要生了。”为了保持“心情愉快”，她嗓子里飘出的声音清脆而甜美。

      因多次参与采写轰动全国的“小欣月圆梦”系列报道，王笑笑为所在城市的读者熟知。她的劳动合同到期后，也未被报社续聘。

      王笑笑觉得在家里呆一段时间挺好，“能好好地思考一些问题”。因为采访一个假和尚时差点挨打的王笑笑，认为记者是个危险的职业，“以后想换个职业，干新闻心太累”。

      和王笑笑一样，宁馨(化名)也“不想再当记者了”。

      宁馨是2003年进入一家报社的，在多个新闻部门做记者。她有一个底线：“不说假话，不混日子，也不抄袭，对稿件负责。”

      开始到报社工作时，宁馨说她还比较活泼，“但后来变得沉默起来”。

      她的劳动合同在2007年年底到期。大学中文系毕业、发表了很多文章的宁馨，和其他离职的记者一样，交了简历之后，“便没了动静，连面试都没有”。

      12月28日上午，得知不再续聘，宁馨的脑子“一片空白”。第二天办完离职手续后，她“再也没和单位联系过”。

      宁馨离职后，至今没有去找工作。现在，她正在“重新审视记者工作环境”。她说：“如果工作环境不好，宁肯暂时呆着。”她还说：“伤透了心，以后再也不当记者了。”

      消逝的“任三新闻坊”

      任三是一家都市报的“老人”了，他是1998年到这家报社的，从记者到部门主任，再后来成为编委。

      1998年年初，任三首创“记者体验”式采访，“在全国属于首创，影响很大，很多报纸也跟他学”。一位记者介绍任三的口气中，透露出作为报人的自豪。

      据了解，任三为了体验乞丐的生活，将自己“修理”成乞丐，沿街乞讨。3个多月时间，他和那些小乞丐成了“铁哥们”。

      1999年8月20日晚上，任三从乞丐恢复了记者身份——那一天，黑沉沉的天空下着小雨。

      刚走到报社大门廊里，有两个人朝他呲牙笑着——他一震，他们不是小马和小王吗？15岁的小马长得像国奥足球队的一位明星，16岁的小王像是欧美孩子。他们很少讨钱，只是到处要东西吃。

      他们用迫切的目光望着任三，含着天真而诚挚的笑。

      后来，2万多字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叫他们宝贝》“记者体验”接连见诸报道——无论从报道的题目还是内容，都能看出任三的平民意识和博大爱心。

      2000年2月16日，长白山临江红土山林场工人在给任三的信中说，只要能看到任三供职的那张报纸，从不放过任三的文章，可自己却不能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很想让任三去那儿看看。

      当时，任三没回信，读者的信件，他不能一一回复，因为无论在编辑部还是在采访的路上，他都像一座上紧发条的时钟，有时不脱衣服就睡去了。

      2000年春节过后，任三又收到了那位林场工人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看到了去年回眸，才遗憾地知道去年你写了40多篇，而我看到的竟不足一半。我曾经给你去过一封信，希望你来我们这里体验写一篇伐木工的生活，谁知你早已写过了，不知发表在哪个月份？我有一个渴望：盼着你能出一本集子，哪怕很贵，我也愿意买……”

      也有读者大骂任三。“纵观任三的文章，不是次的问题，而是有许多东西难以让读者接受……”这位读者在信中如此写道。

      这个骂，缘于他采写的“记者体验”《天涯漂泊》和《你往何处去》。

      一个女孩向任三的热线发出呼救——任三赶到她的住处。在那个风雪夜，那个已离家8年的女孩，几天没吃饭倒在地上。她神智不清地说：“我害怕，你抱着我。”任三就抱着她睡。

      他的这一“抱”，引起了读者的质疑。

      就算对方要死，只要她是女的，男人就应该无动于衷，这才是君子？“如果这样做是君子，那么我任三宁愿当小人！”任三在博客中写道。

      后来，任三给那位批评他的读者打了电话。这位读者说她正在看他的一篇整版稿子。

    “骂我和我的稿子一无是处，可还要读我的新稿子，我喜欢也佩服这样的读者。”

      为了体验救火，任三的眼睛受伤，后来做了手术；为了体验哨所军人的艰辛，任三在长白山爬了4公里——做记者体验新闻，名气大增的背后，任三付出了昂贵代价。

      一位了解任三的人说，任三到长春后，冬天挨冻，一位同仁不仅破天荒地在副刊发了他半个版面的稿子，还将岳母亲手做的被子拿给任三用。这位同仁，又把任三介绍给当地一家报纸的一位主要领导。

      因为领导的知遇之恩，对同仁及报社的深厚感情，任三舍弃了很多。坚持着他的“记者体验”事业。

      2005年，深圳一位老板请任三办一本杂志，给他相当优厚的薪酬，有车有房，但任三都放弃了，依然坚守在他供职的报社。按照任三的说法，是因为对报社的一份感情难以割舍。

      后来，任三以“记者体验”，打造出了“任三新闻坊”这个新闻品牌。

      一位同城记者说：“任三的新闻业务太厉害了，新闻敏感性贼(特别)强，视野相当开阔。”

      2007年3月31日，以任三的名字命名的版面“任三新闻坊”开张了。“从眼中涌出的叫泪的珠玉，它其实是眼中流出的美酒”、“我们不可能天天做出‘藏之’、‘重读’的新闻……但是我们努力接近那个地方，向前奔去”——这个每次出三块版的“任三新闻坊”开张之际，任三《读者扬起鞭子吧》的开篇话，让人看到了新闻人孜孜以求的信念。
也是这一天，“任三新闻坊”首推《与俄共舞》，除去广告，一共8块版。“《与俄共舞》将时政、经济、社会新闻融为一体。若每稿单独发表，都是优秀稿件。”有人如此评价。

      《与俄共舞》一题8稿，作者为被任三请来做“任三新闻坊”的该报记者韩行阳。

      当时，俄罗斯调整对中国的经贸政策，很多媒体开始发表各路专家对俄新政策的读解，但没有针对国内的详细报道。于是，任三策划了《与俄共舞》这个专题。

      任三请韩行阳在与俄有陆地边界或与俄经贸关系最紧密的吉林、内蒙古、黑龙江、辽宁四地采访，“以一个人、两个新娘、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城市”这种具体的形式，来关注中俄关系及俄新政策对部分中国人的影响。

      《与俄共舞》发表后，立即轰动新闻界。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与俄共舞》体现了社会主流意识，让读者不再会因此对俄罗斯有狭隘的民族情绪，俄罗斯的政策，其实富裕了我们一批中国人，吉林省舒兰县小城子镇四合村，600多个农民，一年从俄罗斯拿回4000多万元人民币！看得见、摸得着，这种看似小新闻，似乎坊间小事，但是反映的却是大问题。

      而任三手下的记者，也从他那里学会了新闻价值的判断和对新闻的处理方式。其中，曾当过警察、后在知名媒体做记者、再后来成为全国知名撰稿人的阿芒(孙一珉)，就是被任三带入新闻界并带出来的。

      2004年3月24日凌晨，阿芒在楼道里被5名劫匪劫杀身亡。任三那篇3万多字的稿子《虚弱的温暖》，就是写阿芒的。

      任三在博客里说，他不仅带出能写的记者，还带出记者一身正气。

      从“小事情”中见“大民生”，是“任三新闻坊”的宗旨。

      有着24年历史的一座体育馆，在拆除时却是“秘密”进行的，职工毫不知情。接到举报后，任三派记者前往采访。修改记者所写的稿件时，任三在题目上多加了“处决”两个字，2007年6月16日，见报题目成为《“处决”二道区体育馆调查》，“这两个字形象、生动，非常吸引读者眼球”。同一期“任三新闻坊”，还刊发了《“我做梦都想回去上班”》，报道了体育馆职工全力追讨工作的艰辛和困苦。

      在舆论监督下，体育馆有的职工被安排了工作，有的得到了生活补偿费，有的办理了退休手续，任三也得到了一面锦旗：书写正义的灵魂，永远不死；报道人民的力量，无坚不摧。

      跟任三一起做事的记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身正气。

      帮助多人讨回工作的任三，在2007年也遭遇了“合同到期”问题。

      “没有恨，是因为没有私仇；不舍得，是因为有感情；很失望，是因为没有找我谈一次话。”任三在博客中写道。
任三说，以后他要自己做点事，那样不会有太多的禁锢，但不想再介入媒体。

      “我从小就是×报的读者，×报‘黄金一代’的人才，任三是最后一个。”一位非常了解任三的人士说。对任三这个优秀新闻人的离开和他创造的新闻品牌“任三新闻坊”的消逝，他深感惋惜。

      他们选择“继续在路上”

      今年50岁的乐夫，在省内摄影界颇有名气。

      乐夫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摄影专业毕业，“有类似学历的人，在那座城市“也就四五个”。

      乐夫原来在一家都市报做摄影部主任，后出来做某报，因某报“黄了摊子”，2004年3月18日，他又到另一家报社当上了图片总监，当年10月兼摄影部主任。“2004年以来，我获得的新闻奖项——国家级的六七个，省级的三四个，其中一等奖两个”。

      乐夫是个有心人，2004年10月2日，他给报社提出了“建立考评制度”、“建立新闻项目负责制度”以及报纸发行、经营等方面的建议。从2006年开始，他每天对当地3张都市报纸的一版图片和版式进行对比，画出曲线图，写出分析文字，一直坚持到2007年12月25日。

      他把去年一整套对比曲线和文字交给了新任总编，但不久，接到报社“不再续聘”的口头通知。

      虽然很惊愕，但乐夫“并没当回事儿”。2008年1月2日，他就又拍片子去了，“东北的冬季，是拍片子的黄金季节”。

      1月中旬，乐夫在一家画报社被聘为执行副主编。

      也是因为从骨子里酷爱摄影，乐夫说等他儿子决定在哪里读研后，“我要到全国去应聘图片总监，或者摄影记者，因为在摄影界，我这个年龄是最成熟的年龄，现场把握更为准确”。

      乐夫的声音，充满了自信。

      和乐夫一样，曾经有过“落聘”经历的赵丽华，换了一家新闻单位，继续“累并快乐着”的记者生涯。

      2001年6月，大学毕业后的赵丽华(化名)成为一家报纸的一名记者，她采写的气象新闻，得到了省委宣传部肯定。2005年参与采写的《弟弟别怕，哥哥给你一个肾》系列报道，获得了东北三省好新闻奖。2006年，她参与报道了轰动全国的“绝症女孩小欣月圆梦”系列报道，拍成了电视剧，后来入围央视《封面2006》。

      5年半时间内，赵丽华在这家报社工作期间结婚、生子，对这张报纸的感情难以割舍。

      但猝不及防，赵丽华就失业了。

      失去工作那一年，是赵丽华5年半的记者生涯中最充实的一年，也是最伤感的一年，她收获了成绩，却失去了工作。

      那天上午8点半，赵丽华像往常一样来到单位，刚脱掉身上的羽绒服喘口气，准备随时出去采访。这时，部门主任面无表情地对她说：你到人力资源部去一趟，可能涉及你转岗的问题。到了人力资源部，一张终止劳动合同通知书递给了她。

      赵丽华的心“咯噔”一下，眼泪顿时流了出来。

      她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一下子瘫倒在床上。

      那一夜，赵丽华失眠了。在做记者的5年里，她帮助别人解决了很多困难，而面对自己的困难时，却感到无能为力。

      作为省内纸媒唯一一家关注“绝症女孩小欣月”的媒体，赵丽华和王笑笑等记者前往北京采访，每天奔波在医院和宾馆的两点一线间，把欣月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读者。但去北京报道欣月的事，成了永恒的回忆。

      赵丽华一直试着让自己开心快乐，可是做不到。呆在家里的她，不按时吃饭，不按时睡觉，更不愿意出门，整个人变得很懒惰，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似乎成为她当时心境的写照：“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还是因为小欣月，赵丽华知道了什么是信仰。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希望超越自己卑微而世俗的生存状态。

      后来，赵丽华从混沌中走了出来，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

      她又到了一家媒体，续延着她的新闻梦。

      她说，2006年12月6日，虽然是一个伤痛也永远忘不了的日子，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她才有了今天的重新选择和崭新生活的开始。

      2004年7月开始做记者的张莉(化名)，2007年12月合同到期后，还是要干新闻工作。

      张莉说，以前做记者、编辑时，天天想着放假，“现在一下子闲下来，还适应不了呢”。春节过后，她说媒体招聘会出现高峰，到时候会去碰碰运气，“因为我不是一般地喜欢新闻工作”。

      刚到一家报社15个月，一位年轻记者“还没干出什么名堂”，便因合同到期，失去了工作。在该报工作4年、面临同样命运、名叫姚建平的体育记者，打算今后找一个稳定、有发展的媒体，继续做记者。

      记者手记：他们的饭碗

      记者职业“青春饭”的特征，在都市报记者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200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对记者这个群体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对都市报记者“职业寿命”影响最大的因素还是行业特点本身。

      都市报大都倡导短、频、快的“快餐式”报道，报道不求深刻，但必求快捷。对一件持续性事件，报社会要求记者第一时间给读者提供连续性的“快餐”；对突发事件，记者要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报道。为此，许多报社要求记者的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接受采访任务。许多都市报记者，都有在半夜赶往现场采访的经历。

      因为快节奏和高强度的工作特性，做都市报记者异常辛苦。不少都市报记者开玩笑说，自己干的是“体力活”，是在透支生命。

      事实确实如此，这个群体的“职业寿命”，特别像他们采写出的都市报新闻——短、频、快。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报社必须持续补充新鲜血液，有新的记者进入，必然有老的记者退出。

      “退出”的人，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

      一位昔日的都市报同行告诉记者，10年前，一家市场化程度很高的都市报在全国各地招聘了10名记者。虽然报社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福利待遇，但是，其中的7人，因为无法适应这一快节奏且异常劳累的职业，在很短时间内就主动放弃了，其余3人也先后在5年之内离开了这家都市报。而随着他们的离去，报社又开始补充新的人员。

      一位有多年记者经历，其中包括都市报记者经历的记者，在35岁那年有意再次投身一家都市报时，那家报社的总编辑对他说：“你是一个好记者，但不适合在都市报做记者了。这里需要年轻、有体力的人。”

      和一些同行相比，都市报记者1年要做几年的事情，在得到较好收益的同时，付出的也非常多。这个特殊群体在短暂的职业生涯中所付出的，是青春、健康、甚至生命。所以，当一个都市报记者因非自身的原因离开都市报时，一定会有怨气。此时，都市报的福利保障就显得至关重要。

      目前，越来越多的报纸在走都市化生存之路。但是，有的都市报尚处在两种体制的交替中。有些都市报还背着老体制下“裙带关系”的包袱，进入市场的步履尤显艰辛。

      说到底，一张都市报如不能完全进入市场，它的生存会异常艰难；而一名记者，如果非常优秀，在离开都市报告别“青春饭”之后，依然会有美好的前途。

        记者的命运

      “权力正在发生转移，从我们这些拥有和管理媒体的人转移到正在变得日益挑剔的读者和观众那里。这些读者和观众年轻而富有朝气，对新技术极其敏感，不愿意被领导，并且知道在这个媒体充满竞争的世界里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用任何他们喜欢的方式获得任何他们想要得到的资讯。”——默多克

      记者已越来越少被人称为无冕之王。作为“买方”的读者和无情的报刊市场，正在改写这个群体的命运。这个令多少人羡慕，又令多少人闻风丧胆的职业，对一些人而言成为人生腾越的跳板，对另一些人而言是沉沦的泥潭，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意味着这是一碗青春饭。

        一碗青春饭

      “这几年，我不管到哪里采访，几乎都是年龄最大的记者，那些都市报的小记者，真是年轻呀。”《法制日报》一位资深记者感慨。

      此刻，这位记者刚刚走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十大反贪案件”新闻发布会现场。

      这次发布会，主办方邀请的记者主要来自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级媒体。近半数与会记者是中年人。

      这是近年来少有的场景。

      多数时候，记者的天下，已被年轻人一统。以京城法制记者新闻圈为例，那些活跃在案发现场、庭审现场的记者群体中绝少见到中年人的身影。

      近年来，常有新报新刊闪亮登场。由于这几年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绝少审批新刊号，这些新面孔其实由老刊号“变脸”而来。以北京报业为例，《新京报》是往昔的《生活时报》。此番“变脸”，南方报业集团花了上亿元银子。创立于2001年的《京华时报》，以海量信息、贴近百姓傲视群雄，将它的前身——《中国引进时报》的窘况一扫而空。

      这样的“变脸”，意味着人员“大换血”。《新京报》创办之初，南方报业集团从广州抽调了七八十名采编骨干。知情者称，这批骨干整整装了一节火车皮。

      因为这“一节火车皮”，《新京报》甫一亮相，其深度报道便让业内人士望而生畏。有人说，那一篇篇饱含思想能力和人文关怀的文章里，饱含着这些漂泊异乡的记者的乡愁。

      而《京华时报》创刊之初，一支超过百人的记者队伍，绝大多数为没有任何从业经验的新人。与此同时，原《中国引进时报》的一批人的“饭碗”出现问题。

      那个劳燕分飞的过程，相当漫长而痛苦。

      现任《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是《中国引进时报》原任社长。这个极有远见的报人在20世纪最后一天宣称：“行业机关报的时代结束了，市场报的时代开始了！”那天，他和30多名《中国引进时报》员工吃了一顿散伙饭后，开始全情投入《京华时报》的创办。据媒体称：《京华时报》于2001年创办时，实行全员聘用的新机制，所有中层干部必须竞争上岗。为此，“原《中国引进时报》的部分骨干怨气大增”，长时间围堵在吴海民的办公室“评理”：“我们长期享受的处级待遇和领导岗位，凭什么取消？”

      除《新京报》和《京华时报》外，自21世纪初年，《华夏时报》、《娱乐信报》、《竞报》等一批新报相继在京城问世。在这个过程中，一批老记者的铁饭碗破碎，一批年轻记者从全国各地蜂拥投奔京城这些新兴的报章而来。
相比之下，2003年的一场报刊整顿，让中国记者经历了一场更大的群体阵痛。

      这一年，为了纠正因报刊过多引发的摊派之风等原因，许多省一级的媒体停办，记者大批量离岗转岗。

      以法制类报刊为例，天津的《人与法》、北京的《金盾》、河南的《法制世界》……各个省市公检法司等机构主办的刊物全部被撤销。一批法制新闻记者恋恋不舍地摘下了记者的冠冕，有的去公安局、司法局等机构做了公务员，有的去学校做了教师……

      事实上，政策性的转轨，人员也会得到妥善安置。如果是自然淘汰，记者们离开新闻，如同鱼离开水源。其中的不少人，因为不舍与无奈，退而求其次，做了自由撰稿人。

      面对变化如此频繁的新闻行业，一位有15年新闻记者经历的老记者心中的不安与日俱增：“不能做记者，我做什么去呢？”不少年轻记者心中，也揣着一份对青春饭的“惶恐”。

      记者手记：在20多年的新闻生涯中，我可谓阅人无数，其中包括记者同行。我们这个行当看上去风光，但记者手里端着的实质是一碗青春饭。大多数记者，几年做下来，便寂寂无声了。那些一辈子做记者的人，都具有超乎常人的脑力、体力、笔力。

      人往高处走

      最早的那批市场化媒体，如同中国传媒业的黄埔军校。陕西的《华商报》、四川的《华西都市报》、广东的《南方周末》、河南的《大河报》等媒体从业者，有着同样的自豪感。

      朱德付，曾是《南方周末》的著名记者。他因关注弱势群体、靠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报道名满全国。2000年，在受到业内精英共同创办《京华时报》的召唤后，这位浑身充满记者热血的报人放弃南方日报出版社副社长的职位，投身京城报业，出任总编辑，把一份都市报打造得平实中透着魅力。不久之后，他在《南方周末》的同事们——上世纪末的一批骨干记者，纷纷张开理想的翅膀飞向全国各地：方三文现为《网易》副总编辑，刘洲伟作为《21世纪经济报道》的创办人，现任这家报纸的主编；多名当年的名记者花落上海，共同打造《外滩画报》这一刊物品牌。

      在都市报业元老中，一个叫柳祖元的人颇有些名气。2001年，他从《华西都市报》总编室主任的重要职位抽身，转战长沙参与创办《潇湘晨报》。在这家报纸朝着“湖南最牛的报纸”成长的过程中，他又被“华商报业”的投资计划吸引到重庆，投身《重庆时报》的创业行动。

      如今，那些培养出朱德付等人的媒体，因在市场化运做中积累了大量资本和人才，而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媒体市场的主宰者。以龙头老大南方报业为例，近几年来，在完成本土扩张计划——在广州成为一家集《南方都市报》在内的多张报纸、《南方人物周刊》(刊物)、南方日报出版社等在内的媒体巨无霸后，开始以资本和人才双方输出的方式对外扩张。投入亿元巨资、精选大批精英进军北京报业创办《新京报》，便是例证。

      华商报业的扩张步伐，丝毫不小于同业。2005年，这家报业实体对外宣称，其报业经营总收入达到15亿元。早在此前，因为积累了足够多的资本，华商报业已经嫌西北的地盘太过狭小，所以迈开了战略扩张的步伐。它的触角，从西北探向东北、西南，继而伸向津京地区。沈阳的《华商晨报》、长春的《新文化报》、天津的《大众生活报》、重庆的《重庆时报》等报纸的经营，都掌控在它只看不见的手中。两年前，“华商报业总社”落户北京，麾下云集了《大众文摘》、《钱经》、《名仕》及《淑媛》四本杂志。

      伴随着一个崭新体制下媒体帝国大厦的创建，支撑着它的支柱和栋梁是业内的精英。“华商报业总社”的总编辑刘卫民，加盟华商报业之前，曾把长春的一家都市报做得风生水起。《淑媛》杂志的主编苏燕，曾供职“时尚刊物系”，她把洋溢着时尚气息的《淑媛》办得极具文化内涵。

      这些媒体精英和资本所到之处，如同鲶鱼进入鱼池。

      有幸以鲶鱼的形象走到“高处”的媒体人，几乎全是优秀记者。比如，被称为“中国最可怕的女人”的胡舒立，出任《财经》杂志主编前，就是一名优秀的财经记者。

      高处之“高”，自然指高薪、高职位。这些高高在上的薪水和职位，往往与一个“新”字相关。从老品牌走进新媒体、从传统媒体走进网络媒体等新生媒体。

      有人曾对传统媒体的记者薪水情况做过一番调查：广州8000元、北京5000元、一般省会城市3000元……换句话说，在广州和北京做记者，做得好的话，年薪勉强能达到6位数；而一个同样水准的人，到了网络公司做高管，年薪往往会是7位数。

      不管是否和高薪相关，在2007年之前，不少传统媒体精英的去向是网络。如《南方周末》记者方三文，从原单位的中层跳到网易高层，做了副总编辑。据网上流传的一个帖子说：2005年4月，《环球企业家》总编辑李甬离任，加盟网易公司，担任网易副总裁和内容总编辑(年薪200万元)。2005年，《南风窗》原总编辑陈菊红离任，加盟腾讯公司，任总编辑。2006年10月，《经济观察报》社长何力离任，加盟阳光传媒，任大中华区CEO，年薪100万元(备注：一次性补贴80万美元)。

      2007年，随着股市一片火红，一批熟悉证券业的媒体精英成了宝贝。他们被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竭诚相邀，利用自己的媒体经验和资源做相关宣传推广。为此，一家在京的证券类媒体流失了大量资深记者和中层骨干。这些记者从台前走到幕后，应该和高薪的吸引相关。

      记者手记：新的媒体平台与机遇的诞生，对记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个更高、更新的平台，对有的人来说是展示才华的舞台；对有的人来说，可能是高处不胜寒。无论如何，这些媒体精英，都是从业者的榜样。

      打工记者的宿命

      几年前，郑州的一批记者，靠着河南人特有的勤奋和坚韧，把新闻做得让全国同行刮目相看。

      然而，随着他们供职的媒体变得寂寂无声，他们的命运也变得跌宕起伏。

      刘伟亚、郑晓伟、宋健、陈智民、陈新……这些记者都曾小有名气。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流落到他乡做记者，另外一些人在当地求生存。

      2007年的最后一天，一位做记者12年，在外面漂泊了10年，而且越漂离故乡越远的河南籍记者回到郑州时，见到了老朋友陈新和郑晓伟。这一次的相见，让他“很伤感”：“陈新正面临失业，工作了9年多，单位不签合同了。郑晓伟还是那种“江湖”状态，靠写稿为生。”

      和正在愤懑之中的陈新不同，郑晓伟已经适应了做一个自由撰稿人的生活。他的一篇6000余字的稿件刚刚被《知音》采用，那份对“千字千元”稿酬的满足感之中，也有成就感的成分。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当年的圈中好友刘伟亚已经失去自由，正在河南一所监狱里服刑。

      为了追逐新闻理想，也为了生存，几年间，一批河南籍的记者相继离开郑州，来到北京、广州等地。2000年，刘伟亚离开郑州，他的目的地，是首都北京。

      就在郑晓伟、陈新等人见面前夕，曾是《法律与生活》作者的刘伟亚给记者写了一封长信。当年，刘伟亚以报道胡万林系列案、浙江瑞安“阿太”事件、洛阳大火、青州大火、李长河案而名扬全国。

      信中，他简述了个人的人生历程：“我是个为理想而生存的人，当兵10年(1966年生人)，主要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是‘往高处走，不知是谁呼喊了一声，我们一群就来了’的其中一个；转业后仍然业从新闻。”

      读着读着，一个无情的事实摆在面前：昔日身为记者的刘伟亚，今日是一名囚徒。

      一个当年在揭露“神医”胡万林之时，被打断多根肋骨的铁血记者为何也陷入了“诈骗门”？

      按照刘伟亚在信中的说法：“2000年入京谋生，初在××日报聘职，目睹各种名目的‘走穴’和‘创收’怪象，多年积累的‘美好理想’及对人‘圣洁’之信念几乎被击灭，不甘于长期目睹的痛苦，转做教育媒体……”

      后来，做教育媒体让他陷入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他受人之托并收人钱财却无法让一个考生升入某著名学府，就此卷入一起诈骗案，领了有期徒刑11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刘伟亚这封信缘起他的一位名叫李凌的狱友。李凌当年从郑州来京城做打工记者，最终因敲诈身陷囹圄。他因欲向本刊“情动高墙”栏目投稿而来信，记者的回信被李凌拿给在狱外就熟悉的刘伟亚传阅。于是，在李凌一事渐渐淡出视线之时，刘伟亚那封来自同一座监狱的信，再度使记者陷入震撼之中。

      在两封信中，李凌和刘伟亚不约而同地用了“无颜之至”一词，称受到刑事处罚一事在“自己的人生和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和难以抹杀的污点”，从记者到囚徒的身份变迁“成为一道难跨的‘沟坎’”。

      当年的郑州记者群落中，有几人于两年多以前远走传媒业并不发达的浙江。

      “特别孤独，时常感觉自己就像孤魂野鬼。”漂泊多年，孤独成了他们最害怕的感觉。

        在有许多千万富翁他们也有更多打工者的浙江，在多数同事都是当地人的报社，他们孤独地工作着，孤独地生活着。

      虽然工作比较稳定，“赚钱也多”，但是在那个同业竞争并不激烈的城市，他们总是觉得缺少些什么。

      记者手记：许多好男儿为了新闻理想远走他乡。他们充满漂泊感的人生，让记者有了另一个名字——漂泊者。

      漂泊之中，一些人实现了人生腾越，多数人成为“打工记者”。由于有的媒体并未给他们提供各种保障，甚至不发工资……保障问题遭遇自身欲望时，一些记者甚至如刘伟亚那样的名记者堕落了。


来源：《法律与生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