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之中有天意”,中国历代改朝换代均遵天意而行,古人们在研究“天学”上留下许多有内涵而玄机深刻的篇章,它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列子.汤问》中有:“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
《易.系辞》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礼记.礼运》说:“是故礼必生于太一,分而为天下,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
《论语.颜渊》中有:“商闻之矣,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孟子.告子下》:“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孟子.尽心上》:“存其心上,知其性也,知性则知天矣”。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司马迁撰《史记》的目的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相信朝代的更替乃天命所致,且“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记》。
因此司马迁认可刘邦夺取天下乃是天意:“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项羽只能自叹:“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至秦汉前后,中国的皇权统治者已经建立一套比较完备的国家“天学”理论,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来研究历史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形成“五行德运说”,为历代王朝提供:“奉天承运”,“君权天授”的理论根据。
谁也不能否定中国在800年(蒙)元以前的历史演变规律是“久分必合,久合必分”。(蒙)元以后的历史演变规律又是什么呢?
自然科学是由公式、定律和规律组成的科学。我们能否从中国历史的变迁中找到它的定律或者规律?许多人一定会耻笑这样的想法,但日生星似乎从中国八百年历史朝代的变迁中找到这样的定律和规律。这段历史无论是巧合还是其他原因所组成,它始终围绕着这个定律在进行它必然的历史演变。
历史是过程,但它以结果组成。过程千变万化、精彩绝伦,结果让人叹息、让人联想。一些人可以对这些结果进行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等等方面的因素去找原因;无论什么原因的影响,它终究是一种结果。日生星认为,过程是相对的历史,结果是绝对的历史。
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中国两千年的历史进程的座标,也就在那个时候就建立起来了。两千年来,中国历史无论怎样演变,始终围绕着皇帝家天下改朝换代的重复和轮回。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历史用“久分必合,久合必分”这样一个规律可以概括,其实那是中国的皇帝们把都城,也就是皇帝的家安在北京以前的规律。在750年前,忽必烈定都燕京(今天的北京)以后,中国历史进程的规律早已经改变。
800年前,蒙古人的兴起,同样是改变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之一。从蒙古人中走出来的忽必烈在统治中国时,这位得到“天佑”的皇权统治者,终于发现和找到了它的“玄机”所在,从此开始了中国有规律改朝换代的历史。
在神州大地上,悬挂着一个摆动不停的时钟,这个时钟自始自终是南北摆动,一次南方,一次北方,周而复始,有时摆动很大势能很高,有时摆动较小势能很低。摆动的中间跨点就在神州大地长江与淮河之间,我国南方和北方的“概念”划界处。
2000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把都城建立在西安(咸阳),日生星从西安的中心点所形成的中轴线来分析一下。
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划分正好以穿过西安市的中轴线来确定,它几乎也是中国传统南北方的划分线――淮河流域线。

这个时钟每次的摆动影响着历史进程的各种演变。时钟摆动的原点在西安,影响摆动的磁场轴心却在北京。所有摆动的动力由这个磁场的轴心(核心)来提供动力。
1264年,忽必烈定都燕京,改年号为元,1271年改燕京为大都,作为元朝的京城,蒙古人给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就是“定都北京”,北京这片风水宝地一旦被定为中国的京城后,中国从此再没有几百年一统天下,几百年分而治之的局面,谁能在北京建都,谁就能一统天下。忽必烈找到了北京这个动力点,只经过了八年时间,就使富裕强大的南宋王朝灭亡,统一了中国。
从此中国历代的改朝换代形成一条固定的定律。
一、定都北京; 至从忽必烈定都北京后,就在中国寻找到一根“定海神针”,这个神针就是“定都北京”。
二、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周而复始。 当上一个王朝气数衰尽的时候,改朝换代必定是从上一个王朝夺取天下相反的方向渐行发展,以西安为原点,“势能越高,更换的过程将会更顺利,势能越低,更换的过程将会更复杂和困难。”
三、两条定律必须同时具备同时守定。 蒙古大军是从北向南征服南宋王朝建立元朝的,那么替代(蒙)元的必定应该是从南向北发展。
事实是,元朝末年刘福通所率领的农民军与元军混战于北方的中原,朱元璋投奔从濠州起兵的郭子兴,进而成为后来的领袖,并在南方发展,消灭了陈有琼等南方各地的农民军后,然后挥师北上夺取元朝的天下,统一了中国。
但是明王朝却建都在南京,明朝的初期,内乱外患不绝,朱元璋不得不以屠刀杀了几十万人,才暂时稳定了局势。朱元璋死后,皇帝的继位人建文帝朱允炆很快就被明成祖朱棣赶下台,在南京的朱允炆的皇气那里比得上在北平的朱棣,朱元璋违背历史定律的后果就是让自己指定的继承人失掉天下。朱元璋至少遵守了一条历史定律,让朱家天下继续保留下来。朱棣得位后,迅速于1403年将北平升格为京城,改称北京。至后大兴土木,1421年永乐帝正式入住紫禁城,从此明王朝进入一个兴盛繁荣期,最终统治中国200多年。
当明王朝气数将尽,下一个朝代的替代必定是从北方起兵发展。
明朝末年,李自成和张献忠均起兵于陕北延安地区,张献忠后来向南发展于1644年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这样的发展路线和政权不符合历史的规律,所以根本成不了大气。而李自成于1644年在西安建国号大顺后,一路向北发展,于同年3月19日进入北京。但以李自成为主的农民军,仅以掠夺者的身份在北京潇洒腐败了40天,直到和吴三桂打了败仗后的4月29日才在北京称帝,第二天就逃离北京,错过了在北京建都称帝的大好时机。
照说李自成是从北方起兵的,也入驻了北京。但李自成的北方,相对于同一时期另一政治力量的满清军队来说,李自成的势能和满清军的势能是不能比的。两股实力同时在北方兴起,势能越高,优势更多。李自成实际建都称帝于西安,北京不过是个游乐的地方,根本没有把北京这个风水宝地看上眼,所以很快就败于清军之手。
清顺治皇帝建都称帝于北京,符合历史定律,仅用很短的时间,便收服大批汉人的心,残余的李自成等农民大军和残余的南明王朝余部很快被清洗干净,建立了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强盛清王朝。
清王朝以后的改朝换代,按定律规定必定就应该从南方起兵发展。
1851年洪秀全所率领的太平军从南方的广西金田起兵,和符这条定律,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占领半个中国,清王朝已危在旦夕。但是目光短浅的农民军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建都南京,八百年来南京从来不能作为中国的京城,在南京建立的王朝都是短命的王朝。
强悍、精明的异王石达开走了张献忠同样的南方发展的路,更没有好下场。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符合了一条历史定律,却违背另一条历史定律,它已经不会再有朱元璋那样的机会了,所以只能悲壮的失败。
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开始走的是海外路线,无论怎样牺牲、奋斗,却不能憾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最终是由中国南方武昌的新军革命党人所发动的起兵,史称“辛亥革命”。使得清王朝最终灭亡。而国民政府的建立,却是以袁世凯为首的清朝遗老遗少。袁世凯坐在北京(北方)垂手得到共和革命的成果,当上民国的第一任总统,这样的袁氏政府,根本不是共和革命的政府,它也肯定是短命的。按照定律,虽然袁氏政府建都在北京,但北方势力的继承者袁世凯不能取代北方发家的清王朝政权,包括北洋军伐的其他继承者的结局同样如此。
再加上武昌起兵所发动的辛亥革命,作为地势,靠近中轴线,势能是不够的;它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旧体制,后来孙中山只能再次发动第二次革命,特别是从广州起兵的北伐军,具备了足够的势能,很快能将共和革命的势力发展到北方,从而建立了统一的国民政府。
但是孙中山的继承者蒋介石再一次违背了历史规律,将京城不建在北京,而是建在南京。历史曾经给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三十五年的机会,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抗战结束后的一年内,如果蒋介石把京城建在北京,加强政权在北方的巩固,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结局。
明王朝于1368年建都南京到1403年决定建都北京,正好也是三十五年,这可能是一个王朝夺取政权后必须建都北京的最长时间。
1947年以后,蒋氏王朝迅速分崩瓦解,这是历史天命的结局。
毛所等领导的共产党武装,开始一直在江西、福建等南方一带发展势力,并得到一定的发展。为什么这样新生和强大的力量在蒋介石的围剿下会很快失败,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武装开始也没有遵循中国的历史规律。后来红军不得不长征,只有(天佑的)毛知道,中国革命成功之路必须从北向南发展。指挥红军进入陕北,从而保住了革命队伍的火种,也从此确定了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势力进一步向北,至抗战胜利后,大批的干部和部队(占当时中共力量的50%)更是深入到中国的最北面东北三省地界,走上了一条非常符合历史规律的正确道路。
中国革命,蒋介石和毛的较量的转折点发生在辽沈战役上,历史的进程大家都非常熟悉它的结局。
在我们国家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中,有许多光明与黑暗,腐朽、落后以先进、进步的历史事件伴随其中。它不过是改朝换代中符合历史规律,相辅相成而必须出现的事件,这是天意的结果。
800年来,在中国改朝换代上,非常清楚的留下了三条不可违背的历史定律:
一、建都北京;
二、从南到北,从北到南;
三、前两条定律缺一不可。
来源: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