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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中国》节目播出时间：
首播：周一至周五　23:00—23:30
重播：周一至周五　01:30—02:00　08:30—09:00　15:00—15:30
《纪录中国》节目播出时间自7月28日起调整为：
首播：周一至周日　20:30--21:00
重播：周一至周日　02:00--02:30　07:00--07:30　12:40--13:10
《纪录中国》节目介绍
·用眼睛关注社会，用心灵关注生存，用镜头关注历史；用纪录片的真，体味人生的善与美。
·敬请收看阳光卫视《纪录中国》一部当代中国的人物影像，一卷现在社会的生存档案。
为您讲述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的故事。
 
鲁迅手迹

　　新文学开山（上）
　　小说――竭力画出国人的魂灵
　　“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小说的启蒙思想，是为了造就理想的觉醒的国民，而造就理想觉醒的国民是为了实现理想的社会――“人国”。代表作有《呐喊》《彷徨》《阿Q正传》《狂人日记》《孔乙己》《祝福》等。
　　杂文――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
　　作为伟大思想宝库和艺术丰碑的鲁迅杂文，堪称一代“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中国大众的灵魂”。杂文是鲁迅毕生业绩的主要表现。风格犀利泼辣、冷峻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他的《热风》《二心集》《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近184万字的杂文，既是战斗的匕首，也是艺术的珍品。杂文在《鲁迅全集》中所占比例达百分之六十以上。
　　散文――地狱边沿的小花
　　鲁迅说他不轻易在作品中露出自己的血肉，但他显然渴望坦露自己，求得真正的知己。鲁迅散文文辞优美，感情真挚，他的《朝花夕拾》是他生命的回顾和再现。鲁迅的散文诗是对人类灵魂的一种逼视，是鲁迅最具有个性化的精神创造，也是鲁迅心灵炼狱中熔铸的诗，是对微秒的难以言传的感觉、情绪、心理、意识的捕捉，是鲁迅对生命、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的哲理性思考。在他奇异诡谲又凄冷优美的文辞下，隐含着难以解读的深邃底蕴，散文诗集《野草》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散文诗创作中的典范。


　　鲁迅先生，穷尽一生也读不尽你的思想，你的精神，只想常常能走近你，怀着一颗同样的心和一腔热血。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著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瞿秋白谈鲁迅，说他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
　　李长之说：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
　　孙福熙说：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侮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鲁迅

　　鲁迅去世后，毛泽东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新文学开山(下)
　　具体来看，鲁迅首先是一个心灵黑暗的在场者。到五四为止，中国文化有两大发现，其一是发现了“国将不国”，结果我们有了救亡的体系，有了启蒙的体系，有了翻身的体系。其二是发现了“人已不人”。而且，在“国将不国”之前早就“人已不人”了。这个 “人已不人”的发现者就是鲁迅。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发现。鲁迅说，中国这个民族，无坚信，无特操。中国这个国度，是一个无爱的国度，中国这个社会，是一个无爱的人间。这无疑说得非常确切。打一个比方，中国已成死水，闻一多写的《死水》是非常深刻的，而且，这死水只有一个发展方向，就是变臭变烂，但是我们中国人却久浴其中，不闻其臭，不闻其烂，只有鲁迅告诉我们，它已经变臭了，它已经变烂了，它早就已经是死水了。而且，只有鲁迅才敢于去搅动这个死水，以便让沉渣浮起。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伟大。

 
鲁迅与绍兴籍留日学生合影

　　围绕着“人已不人”，鲁迅的发现有二：
　　第一，中国文化“使人不成其为人”。这当然是我的概括，用鲁迅的话说，则是中国文化使人不“悟自己之为奴”。他不知道自己是奴才，他以为他自己是人；他不知道自己是雄性，他以为自己是男性；她不知道自己是雌性，她以为自己是女性；而且还洋洋得意，自以为是。鲁迅说，不以坏事为坏。不醒悟，不谢罪，而且还摆出道理来掩饰是非，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并摆出一副绝对正确的面孔。在鲁迅看来，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心灵黑暗的体现。而且，从“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到“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黑屋子”，鲁迅实在堪称“爱夜的人”，并且乐于领受“夜所给予的光明”。徐复观感叹:“读完了鲁迅的作品之后……只是一片乌黑乌黑”的感觉，实际上，这正是鲁迅所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一条路可以通向“真的人”。而且，心灵的黑暗也并非20世纪的困境，而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常态。
　　例如，鲁迅经常讲“官魂”和“匪魂”。这是鲁迅的一大发现。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化是人为贵。中国文化最关注人。但是从鲁迅开始，他发现中国文化有雄性，有雌性，就是没有人性，有官魂，有匪魂，就是没有灵魂，还发现，中国有王国、帝国、天国、民国，但就是没有人国。从横向的角度来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肉宴席”，你吃我，我吃你；从纵向的角度来说，中国是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梁启超说得更刻薄，他说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这是非常贴切的话。中国的二十四史是靠不住的，那就是二十四姓写的历史，根本靠不住。

 
版画鲁迅

　　再如，我们看一看鲁迅的作品就会发现，鲁迅的作品描写的都是“人已不人”这个事实。《狂人日记》，是写中国历史的吃人本质，《孔乙己》是写中国社会的吃人现实。《药》是写国民被“吃”之后的灵魂愚昧，《风波》是写中华民国被“吃”之后的精神病症。《阿Ｑ正传》，更是对被“吃”之后的病态的国民灵魂的最深刻的揭发。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对比，西方一战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中学数学教师，躲在家里写了一本书。他预言：西方已经开始没落了。这本书叫《西方的没落》。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两个月，中国人鲁迅写了《阿Ｑ正传》，也正式宣告了中国文化的没落。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真是非常深刻的。《阿Ｑ正传》里的阿Q，其实是鲁迅对于中国文化的一大发现。因为过去人们事实上都是赞赏阿Q的。我们三十六计的走为上，就是阿Q式，我们的好死不如赖活，也是阿Q式的，我们的禅宗，还是阿Q式的。我们的庄子，也是阿Q。我们的孔夫子，虽然不是阿Q，但是孔夫子如丧家犬的时候，他还是个阿Q。所以阿Q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最隐秘的核心一角。可惜我们从来就没有发现，直到鲁迅，才在一个浙江人身上把他写出来了。这实在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伟大贡献。

 
阿Q

　　在阿Q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悲剧。自以为改变了自己对于外在世界的感觉就是改变了世界。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换一句话说，“瞒”和“骗”，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剧。鲁迅说其实中国人就是靠这个苟活的，而这种苟活，实际却使得中国人生不如死。而从深层角度看，这种“瞒”和“骗”又由于无信仰状态，因为没有信仰，所以他无所适从。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就只有自我欺骗。所以阿Q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必然。

 
少年闰土与鲁迅

　　再看那个少年英雄闰土。这个农村孩子真是不简单，鲁迅在《故乡》里写他也写得很深刻。必须看到，鲁迅写中国人的一个角度是我们所有的翻身小说都没有的。所有的翻身小说，都是写地主老财怎么剥削农民，然后写杨白劳们怎么反抗。但实际上这种剥削和反抗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太真实的，因为中国的这种阶级剥削，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存在。因为在中国所谓“阶级”的概念是我们造出来去闹革命去发动群众用的。实际上在中国哪有那么一个很完整很独立的阶级，根本没有。中国有的就是一个人统治了全中国。就是一个独夫、一个皇帝统治了全中国。他叫你存在你就存在，他叫你不存在你就不存在。而鲁迅也确实目光如炬。他从来不写斗地主，也不写翻身。也不写地主怎么剥削农民，他写什么呢？就写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心灵黑暗怎么残酷地改变了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和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灵魂。闰土就是这样。最早的时候，你看鲁迅写他在月亮地底下，带着他去抓小动物的时候，在鲁迅的眼睛里，他是一个多么高大的少年英雄啊。那一幕写得多么漂亮！但是后来，鲁迅见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喊鲁迅“老爷”，鲁迅的母亲说“啊，你不要喊老爷，还喊过去那个名字。”他却说，过去那样喊是错误的，哪能随便喊呢。“老爷”，还是“老爷”。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改变了一个又一个的少年英雄。

 
孔乙己

　　孔乙己也是一样，其实孔乙己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而心地善良的人在中国只会得到孔乙己这样的下场。这就是鲁迅写孔乙己所给我们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启示。而且，鲁迅是从什么角度写的呢？他是从全社会的冷漠的角度写的，这个民族因为没有信仰的高度，所以并没有真正的爱。它只爱得势者。失势者它是不爱的。它只爱强者，弱势它是不爱的。顺便说一句，尽管我们经常讲自己有爱心，但实际上我们的爱是最自私的，它导致的也只是最大的失败。我们来看一看鲁迅的描写。他怎么写呢？所有的人都把孔乙己的遭遇当作一个漠不关己的故事来听。你看：“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你看就没有人去问：疼不疼？怎么治病？现在他怎么生活？不，问的都是“后来怎么样？”“后来呢？”“打折了怎样呢？”在这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同情，看到的只有刺激。而酒客在讲孔乙己的故事的时候，注意的也都是新闻的角度，而不是美学的角度，甚至不忘记炒作性的评价几句：“发昏”，“谁晓得？许是死”，把孔乙己“吊起来打折了腿”，你看，都是从看戏的角度来讲的。而且，我们看一看《孔乙己》小说里的“笑”，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这种中国人拿人取笑的冷漠，真是深入到了骨髓啊。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小伙计，他平时不能乱说乱动，但是笑孔乙己却可以被特赦。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弱者，还可以笑话另外一个更弱者，无疑，中国人的冷漠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
　　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
　　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
　　鲁迅真能写，“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而且是在别人的冷漠当中，而小伙计在笑声中是怎么逐渐地培养起自己的雄性意识与丧失掉自己的人性意识的？也存在一个过程啊。一开始只是附和着笑，但后来呢？“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这就已经非常冷漠了。后来，“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这就已经是一个从人性退回到雄性的国民了。鲁迅就是这样地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冷漠的心灵黑暗的现实。

 

　　再看祥林嫂，像曹雪芹所写的女性一样，鲁迅在写祥林嫂时所揭露的也是在我们这个民族里女性像野草一样，“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默默生长、枯黄、萎缩这样一个严酷事实。他写的是女性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我们不拿人当人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不拿女性当人看。试看所有的女性的处境：逢年过节，妇女们都忙活得不得了，可是忙的结果是什么呢？真正拜神的时候，却只限于男人，女人不能去。我们这个民族的对女性的冷漠，可见一斑。再看女性对女性的冷漠。这是我们在看《祝福》的时候最应该去看的。这种冷漠的“祝福”才是《祝福》的最最刺痛人的地方，让你哭都哭不出来。你看，女人们怎样从不同的角度赶来，然后怎样陪着她掉泪、怎样评论，到了最后觉得不好听了，都能背诵她的话了，又怎样头疼，然后，怎样连同情也不同情了。我们会发现，鲁迅是要告诉我们，人们只想听故事，没有人同情她。所以，鲁迅说祥林嫂“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注意，“咀嚼赏鉴了许多天”，你看看中国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同情心，他是在看笑话的，是“咀嚼赏鉴”，而且，又“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那么这个时候人们的笑容呢？祥林嫂的感觉很值得我们注意：“又冷又尖”，结果，祥林嫂知道，“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在这里，女人笑女人。就是雌性笑雌性。她自己是雌性但却笑别人。最后是祥林嫂，笔下的祥林嫂是一个完全被这个社会的“又冷又尖”的“祝福”所压垮的女性，她的最大悲剧在于没有对话者。没有人跟她对话。她是一个完全被这个社会的“又冷又尖”的“祝福”所挤压出去的最弱者。因此她希望有天堂，为什么呢？她以为有了天堂，她就可以有了一个最终的情感交流者。这实在悲惨。我们看俄国小说时就可以看到，人特别孤独的时候，没有人跟他说话，他就跟马说话。可是，在中国连一匹这样的可以对话的马都没有。这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最大的悲哀。



　　鲁迅也讲到中国的儿童。鲁迅讲过中国的女性，比如说在启蒙一开始，就专门讲过中国的女性问题，但是我觉得鲁迅讲中国文化使女性不成其为女性讲得不是很好。鲁迅对中国女性的观察确实也不是很深刻。因为鲁迅跟异性的交往，其实也不是很成功：他母亲强迫他接纳了一个妻子，这个妻子跟了他一生，她就是朱安。有些人开玩笑说，鲁迅在两性问题上确实比较惨，但是我要说，还有人比他更惨，那就是朱安。鲁迅承载了一个封建的婚姻，但是，鲁迅自己毕竟在这个婚姻里还不是损失最惨重的。损失最惨重的是他的妻子朱安。朱安有一段话说得真是非常触目惊心。她说她跟鲁迅的这一生就好象一只蜗牛，这只蜗牛一生就是要想办法要爬到院子的墙头上，但是却始终没有爬上去。其实，她一生的悲痛真的是没有人知道。有一个例子非常典型，就是鲁迅被他弟弟赶出来之后，他跟朱安谈了一次话，他说：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还住在我弟弟家；第二个选择是回浙江。结果朱安就没说话，她只是嚎啕大哭。于是鲁迅的母亲就跑来责怪他，说：你这样安排就等于是逼她自杀。显然鲁迅在考虑朱安的问题上也有问题，他的母亲倒是想得很周到，她说：你要是让朱安留在你弟弟家，是绝不可能的。如果回浙江，就是死路一条。因为在封建社会来说，这样就等于是被休了嘛，回浙江大家不都知道是被休了嘛？鲁迅这才恍然大悟，然后才又去跟朱安谈。朱安于是就说，我一辈子就给你当保姆，我给你家当保姆，我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你能够收留我。后来朱安实际上也正是这个结果。所以鲁迅对女性的观察，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不是非常得深刻，因为他连自己的妻子的女性成其为女性的问题都没有注意到，更没有解决。但是，鲁迅谈中国文化使儿童不成其为儿童，却实在谈得很好。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对于儿童的歧视，是以成年人为主导的一种歧视。传统怎么看呢？儿童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现在怎么看呢？“时刻准备着”的接班人。其实这两种观念都不是正常繁荣培养人的观念，不管是我的儿童还是国家的儿童，都毕竟是把儿童作为“传种”的工具和“主义”的工具，都是对儿童的最不人道的利用。而这种利用就使得我们的人性在最脆弱的地方都开始脆弱了。所以是极为不人道的。注意到这一点，我个人觉得是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的最深刻的洞察，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黑暗的最大挖掘。鲁迅提出的五四时期的一个最著名的命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传统文化都说我们怎么样做子女，到了鲁迅才说，“我们怎样做父亲”。意思就是我们能不能让不人道的对待儿童的办法在我们手里结束？这是在曹雪芹以后的更为伟大的角度。弱者只有两个，女性跟儿童。所以上次我讲过，打仗的时候，女性跟儿童都有权利不上。为什么？两者本来就是弱者。曹雪芹写了女性，鲁迅则接着写了儿童。


 鲁迅与宋庆龄、萧伯纳等合影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现代社会的成熟，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儿童”的发现。“儿童”过去只是在生物意义上存在，因此，并没有所谓“儿童”的概念。在西方，卢梭第一个发现了“儿童”，大家去看看他1762年出版的《爱弥尔》，有学者说它是儿童的福音书。鲁迅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可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就应该看到，儿童的问题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歌颂少年英雄，我就特别有意见。但也没办法。你比如说，我们的少年英雄有政治童工刘胡兰，王二小，还有草原童工，草原小姐妹。还有农村童工，刘文学，戴碧荣，等等，赖宁也是吧？这里面，我们再看一看年龄：刘胡兰15岁，王二小13岁，草原小姐妹中的龙梅11岁、玉荣9岁，刘文学14岁，赖宁14岁，这种歌颂有什么必要呢？我不能不说，其实，我们的文化在某些方面是很残忍的，这种残忍使得我们把儿童也当成了政治的祭品，我们没有把儿童当成人，而是把他当成是国家的一部分，当成是传宗接代的一部分，当成是主义延续的一部分。结果儿童也成了被我们利用的工具。这是我们最最不人道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就使得我们在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时候，无视任何的人性底线。我们到现在为止的儿童还在忙着补锌补钙，这种教育事实上就是最大的悲哀，实际上，应该补“爱”。所以在很多场合下我都说，最好的教材是安徒生童话，安徒生的童话为什么能够无胫而走风靡全世界？就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安徒生童话是最好的教材和唯一的教材。只有我们中国才不，我们用仇恨来立国立党立民。我们就是宣扬仇恨。什么《闪闪的红星》，什么《小兵张嘎》，鲁迅说“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哀。

　　精神界战士（上） 


 鲁迅先生最后遗容　　　　　　　　　　1936年10月22日举行鲁迅丧仪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溘然长逝。鲁迅治丧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等知名人士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荐沈钧儒、李公朴二人参加治丧委员会。沈钧儒先生很细心，他发现直到出丧前一天（１０月２１日）下午四时，覆盖灵柩用的绸幛和出丧的乐队还没有准备好，便嘱咐当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的姚士彦马上去办理，务必于第二天上午九时前办好。沈钧儒对他说：“绸幛应该怎样，乐队应该怎样，原都应由治丧委员会决定，现在来不及了，你一定去办好。”
　　23岁的青年干事姚士彦，劲头十足，虑事却并不周到。领命之后，倒有些为难了，鲁迅先生这样伟大的人物，该用怎样的绸幛覆盖灵枢呢？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显然不是鲁迅先生所乐意的；用斧头镰刀的标志，也觉不妥；用蓝绸嵌上一个金色大奠字，太一般化了……反复思考，决定用大幅白绸，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黑色大字。于是，他立马就去汉口路申报馆隔壁一家礼品局赶制。那一带是当时上海礼品局集中之处。这一家是“职救”理事周肇基先生的亲戚开设的，周在店内有一小写字间，老板、伙计都同情抗日救国运动，与姚士彦较熟。姚士彦说明来意后，这家礼品局连夜做成由黑丝绒包制的40厘米见方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缀在大幅白绸上，庄严得体而有新意。在当时约值法币四至五元，可老板连成本费都不肯收，只说：“表示我们对鲁迅先生的一点心意。”



　　绸幛送去，沈钧儒看了“民族魂”三字，认为非常恰当，其他治丧委员们也都认为很合适。出丧时，就覆盖在鲁迅先生的灵柩上。是日下午，参加鲁迅先生葬仪的送葬队伍，从徐家汇一直排到万国公墓。到墓地时，已经是人山人海。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等先生立在高台上。蔡元培、宋庆龄先生致悼辞后，沈钧儒先生讲话，他激动地说：“高尔基前几个月死了，死后由苏联政府替他国葬。现在，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我们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国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们人民自己来葬，到的都是民众自己。这个，我想鲁迅先生一定很愿意！”这时，台下群情非常激愤，很多人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口号。
　　这时，巴金等12位文化界名人抬了鲁迅先生的灵柩放入墓穴，“民族魂”绸幛的白底黑字庄严肃穆，在灰淡的云彩下显出一种特殊的悲壮气氛。
　　当时，上海各界不顾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有两万多人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葬礼，人们为失去这样一位“民族魂”而悲痛。郁达夫先生在《怀鲁迅》一文中，怒斥当局对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不知爱护，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青年鲁迅

　　主要是在他求学期间。1898年，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受到了康梁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他读到严复译述的赫胥黎的《天演论》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在他的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成为了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观察世界、认识现实的思想武器。1902年，21岁的鲁迅考取了官费留学日本的名额，怀着救国的理想进入日本人专为中国留学生进入各种专门学校而开设的补习学校东京弘文学院，当时的东京正是中国革命党人海外活动的中心，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小说》等报刊成为了留学生们的精神食粮。鲁迅在课余也开始接触国外的文学作品，以翻译的形式创作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同时也与他的同乡好友许寿裳一起开始了中国国民性的探讨。后来，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回忆说：“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后，离开东京，去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然而，他对中国国民的缺点和病根认识越多，对自己的医学救国理想就越怀疑。1906年，一个偶然的“幻灯片”事件，特别是那些茁壮而麻木的“看客”以及“示众”的场面，对鲁迅的一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正是从那时起，鲁迅遂“弃医从文”。鲁迅的全部创作，包括杂文和小说，无论是社会批判还是文化批判，都是沿着“改变他们的精神”这一思想发展的。
　　从探索医治国人身体疾病的"医学救国"到为医治国人精神创伤的文艺启蒙，鲁迅逐步确立了他文艺救国的思路。这一救国思路的核心就是"立人"和启蒙：即启发国人觉醒，把国人从封建思想长期毒害所造成的愚昧麻木状态下解放出来，使他们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自由充分的发挥，使每个人的自主意识和聪明才智、创造精神都得到充分发扬和施展。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振兴，民族才有希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国家，要在这竞争激烈的世界上求生存求发展，"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人自觉至，个性张，则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在这里，鲁迅把"立人"、启蒙看作是救国的根本和关键。
　　鲁迅在一九0七年写出《摩罗诗力说》。洋洋不止二万字，可谓句句皆思。鲁迅感喟：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精神界战士（下）


　　运用贴切而形象的比喻来阐明深刻的道理，是鲁迅杂文的显著特点之一。《灯下漫笔》是专门为新创刊的《莽原》周刊而写的一篇长文。1925年4月17日至24日，鲁迅组织文学青年创办了《莽原》，关于创办《莽原》目的，鲁迅后来说："我很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针对这一目的，4月22日他先写了《春末闲谈》发表于《莽原》周刊的创刊号，29日，又写了这篇《灯下漫笔》，在第二、五两期上连载。后收入《坟》。
　　《灯下漫笔》虽然题为"漫笔"，但文章从论点的鲜明、论据的充分、到论证的严密，都足以说明它不是一篇普通的"杂感"，而是一篇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并符合文体要求的"论文"（鲁迅这时期写的许多长篇论文，都没有收在这时期杂文的集子《华盖集》中，而是专门收入1926年10月30日编定的论文集《坟》里）。在这篇总结历史经验的长文中，作者从人的本位出发，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他将中国的历史归结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将希望寄托于青年，强调"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文章既结构缜密，脉络清晰，又酣畅淋漓，激情澎湃，把高度的理论概括性与生动的形象说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通过"人肉筵宴"来说明复古主义赞美"中国固有文明"的本质，通过"这人肉筵宴的厨房"说明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的黑暗和肮脏，再通过"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说明现在青年的使命是何等迫切和严峻。


　　《拿来主义》（作于1934年6月4日，同年6月7日发表于《中华日报》，署名"霍冲"，后收入《且介亭杂文》）深刻地论述了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应该采取的态度，既是评论精当的文艺论文，又是文辞精彩的议论散文。文章所论述的对待外国文化和外国事物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作者能在千余字的杂文中进行清楚、准确、深刻的论述，主要就得益于比喻的精彩运用。比如，巧妙地将外来事物以及本国的文化遗产比喻成一座旧宅子，然后通过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形象地说明了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深刻道理；又比如，以"鱼翅"和"鸦片"为例，说明对待外来事物的正确方法："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档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会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这些方法既加强了文章对道理的表达，也显示了作者的联想能力和分析能力。
　　鲁迅的杂文是诗与政论的结合，是诗化的政论，也是政论化的诗歌，不仅做到了形象性与逻辑性的统一，而且，几乎每篇都有思想的新发现，每一篇都是艺术的新创造，是对中国议论性散文的创造性发展。


　　《热风》中的"随感录"是近似尼采、叔本华的哲理小品，时时处处闪烁着思想家的哲理光彩。《坟》中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对自然、现实和历史的斗争规律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开掘，则兼有科普、史论和漫画等多种特点，创造出了"细腰蜂"、"人肉筵席"、"落水狗"和"叭儿狗"等杂文形象。《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的《战士与苍蝇》、《无花的蔷薇》又是哲理性的散文诗，《马上日记》和《马上支日记》是日记体的杂文，《北京通讯》、《上海通讯》等与《两地书》一样，则是书信体的杂文。《而已集》中的《再谈香港》，具有小说的体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则做到了政治性、学术性与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三闲集》和《二心集》中的《友帮惊诧论》是揭露性的时事评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则又是纲领性的理论文献。《南腔北调集》中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更是从标题到形式都别出心裁。三本《且介亭杂文》历来被人们看作是鲁迅杂文创作思想和艺术的结晶，许多文章都具有总结性的特点。《关于中国的二三事》是对中国政治统治术的总结，《拿来主义》是对现代文化观念的总结，《论"文人相轻"》系列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是对文坛现状和文艺运动的总结，而《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则是作者自己对中国国民性批判的总结。正是因为鲁迅赋予了杂文以新鲜的富有活力的旺盛生命，从而使杂文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种文体。


　　鲁迅杂文是中国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记录了从新文化运动到1936年以来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是一部生动形象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心灵变化史，一部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同时，也是鲁迅思想的直接表现，包含着他丰富的人生感悟和社会经验，他在杂文中对国民性的批判常常比他的小说更直接、更尖锐、更透彻。因此，鲁迅杂文是了解鲁迅思想、鲁迅小说等其他作品最好的参考资料。周作人后来在《关于鲁迅》一文中也认为："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人吧"（周作人：《关于鲁迅》，《瓜豆集》，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鲁迅杂文的风格也随着时代和社会以及他的年龄的增长不断地发生变化。他的第一部杂文集《热风》中的"随感录"一方面批判封建伦理道德观、复古思想和卑劣的国民性，一方面热情宣扬民主和科学，鼓吹进步和改革，具有风格热烈的特点。《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以后的杂文，大多带有一种论驳性的特点，无论是批判一种思想还是一种现象，都讲求严密、锐利、深刻，但不再直接地表达意见，也没有了五四时期热烈的感***彩，风格变得深沉冷峻，措辞也时常拐弯抹角，形式也更为多样。《三闲集》和《二心集》以后的杂文，则更具有战斗性和坚韧性，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批判也更深刻、更犀利，也更不留情面。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萧伯纳、蔡元培合影于宋宅

　　鲁迅的前期杂文表现出较浓厚的启蒙主义思想，较多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腐败和思想的落后。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使鲁迅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民众中蕴藏的力量，经过了漫长的求索之后，发现新的道路的喜悦逐渐取代了幻灭与彷徨的痛苦。而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则将鲁迅以前形成的思路完全"轰毁"："我一向是想念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因此，鲁迅的后期杂文也就具有更多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生命中最后三年的作品，堪称鲁迅杂文的压轴之作，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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