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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中国》节目播出时间:
首播:周一至周五 23:00—23:30
重播:周一至周五 01:30—02:00 08:30—09:00 15:00—15:30
《纪录中国》节目播出时间自7月28日起调整为
首播:周一至周日 20:30--21:00
重播:周一至周日 02:00--02:30 07:00--07:30 12:40--13:10
《纪录中国》节目介绍
·用眼睛关注社会,用心灵关注生存,用镜头关注历史;用纪录片的真,体味人生的善与美。
·敬请收看阳光卫视《纪录中国》一部当代中国的人物影像,一卷现在社会的生存档案。
《大师》为您讲述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蔡元培的故事。

  当时倡导这一运动的人很多,值得提及的如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诸先生,但是最重要的莫过于成为新文学发源地的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先生。“胡适陈独秀一辈人”假如没有北京大学做他们讲学的地盘,他们的主张所能发生的影响就不会如此大;那时的北京大学,假如没有如蔡元培先生那样崇仰法国革命,主张学术自由,实施民主教育的校长,五四运动就不会如此的自由发展。这是每个熟悉这一运动经过的人所共同承认的。
  蔡元培,字鹤卿,号孓民,浙江绍兴人,1868年生。在清末科举中由举人而进士,做至翰林院编修。他1902年游历日本归来后,开始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1904年他被推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主盟员(或称分会长),辛亥之役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1924年初蔡元培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监察委员,这是孙中山提名的,当时有人不同意把蔡元培入选中央。孙中山说:“蔡孓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着,对于他的工作反为不便。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希望他由欧洲回国后仍然到北京去工作。”当时孙中山及国民党主要在南方活动,北方则被北京政府控制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政府对支持学潮的陈独秀、蔡元培等十分不满,拟罢免蔡的北大校长之职,蔡闻知后主动辞职,悄然离京。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论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接着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当时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数十箱悼念文章。前中共领袖陈独秀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一般他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佩,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唁电中写道:“孓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延安各界也举行追悼大会,报上也发表悼念文章。中共派廖承志,国民党派许崇智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为蔡先生执绋者5000多人,后安葬在香港华人永远坟场。


  蔡元培为什么会受到万流景仰?陈独秀的悼念文章已经点出,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蔡元培一生追求革新进步之事不胜枚举。他1917年把陈独秀引人北大任文科学长,就是他整顿改革北大,提倡新思想的重要举措。陈独秀既没有在高等学府教过书,也没有教授博士头衔,如果科举的成绩也算一种文凭的话,他也只是个秀才而没有中举,在官场上一文不值。守旧派反对蔡校长的此项任命。他们说,陈先生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教书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元培针锋相对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十多年前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的凌厉锐气和刻苦精神就令他感动不已,今天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更令他佩服。确实,从本世纪初直至今天,哪一种杂志可以同《新青年》媲美呢?他对陈独秀的赞美是由衷的。十年后的1927年,他对陈独秀的人格学品照样赞许,他所以选择了蒋介石,大概以他认为当时的第一要务是消灭军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或有此能力,而陈独秀及中共尚无此能力。但他很快就看出蒋介石的独裁真面目,曾说“蒋介石是袁世凯第二,万不可信他”。他对蒋政权也采取了不合作主义,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廖承志、许德衍、胡也频、丁玲、潘梓年、李少石等活动。他为李季的《马克思》、沈嗣庄编的《社会主义新史》、《鲁迅全集》等书写序。当时国民党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蔡的这些序文正是对蒋介石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挑战。他还为《新青年》重印本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为营救陈独秀、牛兰,1928年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司法部长本兼各职。此后国民党中央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委员及监察院院长,他也坚辞不就。


  至于第二点,即他博大的胸怀,突出的表现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上,这也是本世纪对蔡元培常论不衰的美谈。他写道:“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即经济学——引者)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还写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曾听蔡元培的讲演,他笔录并以《蔡孓民先生讲演录(思想自由)》为题发表在南开《敬业》上,其中蔡元培说:“一已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自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仅蔡元培这三段话,足令一切文化专制主义者和学术霸权主义者自愧弗如了。

  蔡元培不仅是这样说说,而是这样实践,他的兼容并包,不仅给旧派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崔适、马叙伦等人以自由,他更给新派以自由。梁漱溟在蔡元培逝世二周年时写道:“譬如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属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为了鼓励新文化、新思想进入北京大学,他亲自前往陈独秀寓所,请他到北大主持文科;他聘请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请刚从美国归来,提倡白话文的胡适为北大教授等。蔡元培的这些举措,有力地保护了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启迪和催化了“五四运动”的发生。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等进入北大,使北大不仅成为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同时也使之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革命青年。封建文化独霸北京大学的局面,因此而发生明显的变化。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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